王石:企业要做大 你要敢于打破“关系”

各位嘉宾、各位深商会会员、各位同事朋友:

大家下午好!刚才凯博文教授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,这里面有两点他反复提到,值得我们注意:第一点就是对亚洲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挖掘;第二点就是强调要向哈佛商学院MBA教学那样,通过案例法来讨论商业伦理问题,通过应对实际问题来辩论思考,而不空谈抽象的理论。这些都是非常独到的观察。

关于传统的问题,有一件事令我感触很深:在美国期间我曾经去参观最高法院大楼,它建于1935年,在东门的山花——也就是屋檐上面的三角形山墙——上有几座雕像:中间是摩西,右边是梭伦,左边就是我国的孔子。分别代表犹太、希腊和中华三大文明的法治传统。在我们的教科书上,孔子首先是思想家和教育家,并不是很多国人知道,他曾做过鲁国的大司寇,就是今天的“首席大法官”。

这个山花的雕塑家是梅奈尔,在解释他的作品时,他说:“在我国,法律作为文明的一部分,通常并自然而然地来源于或者继承先前的文明。”我在国内给EMBA学生上课时,用过这个小故事,我想说的是,当别人在认真研究你的传统时,我们不应该只顾着从西方寻找启示,而忘了挖掘自己身边的传统财富!

刚才凯博文教授是以儒家为例,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庞杂,其中能转化为现代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很多,比如孟子的君臣论具有现代契约论的雏形;孔子的“义-利”命题开启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辩;法家讲的“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一断于法”蕴含着现代法治精神。一百年前,胡适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“整理国故”,不过这个建议后来淹没在“五四运动”掀起的反传统激流中,相继而来的战争与革命更是遮蔽了我们追寻传统的视野。

所以今天我的第一个倡议,就是静下心来,用科学的态度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,在其基础上重建中国的商业伦理。目前我在和剑桥大学商学院教授合作,写一本关于中西伦理文化对比的书。其实我过去对于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意愿,认为一切向西方学习,到了哈佛以后发生了一个转变,意识到其实自己生活在中国文化中,与生俱来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,这是无法回避的,所以现在应该对中国文化补课。什么是科学的态度?不管你喜不喜欢他,你必须去了解他。

这几年频繁访日,与日本学者有一些交往,发现他们对于我们中华传统的研究之细致、成果之丰富、方法之先进,实在令我们汗颜。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,期间有蜜月期、有战争期,不论处在什么阶段,日本学界认真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没有改变。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,并能为世界商业思想有所贡献,它对待“传统”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。

日本古代大化改新学的是唐朝制度比如新儒政论坛,但没有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,在幕府时期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,产生了著名的兰学。到了近代明治维新,需要一大批新式公务员来执行改革政策,又掉过头来学科举制,实行高等文官考试制度。当时西方已经超越中国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吸收中国的成功经验。英雄莫问出处,黑猫白猫思维,也是日本学习的精神。

谈到中国文化传统,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个重要概念叫“关系”,就是我们通常说“拉关系”中的“关系”,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有两个特点:

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是官本位的,官府管控的,这个关系圈是围绕着官府的,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城墙,先是皇上的紫禁城、然后是内城、外城,是围绕着权利核心的关系圈,而大家的关系是根据和官府的远近来确定的。这样造成的问题就是商人依附官府,官商相通,远自先秦的管仲、鲍叔牙、吕不韦,直到近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盛宣怀都是很好的例子。

二是造就了靠宗族血缘或地缘维系的熟人社会,个人的关系构成一圈圈同心圆,比如晋商、徽商、浙商等,它最小那个圆,是信任与关系核心,越往外围关系越弱。例如《三国》中的刘关张三人小集团,位于外圈的人,比如赵云,你再有本事,也进入不了核心关系圈。管理学称之为“强关系”,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,这样的关系,在人口稀少、流动性差的古代是可行的,但现代商业社会中具有极大流动性、密集性的人际关系中,这种依靠地缘、血缘或身份获得的强关系就难以维持。

比较一下西方传统,西方是神本位传统,神凌驾于人之上,但是注意,这个神是一个信仰精神层面的超验存在,不像皇帝和官府实实在在存在,在宗教改革之后人是可以和神进行直接对话的,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并不相互依附,人甚至和神签定契约,这样契约精神中的自由、平等、法治就有了基础。

那么西方社会在经济活动中就不讲“关系”吗?当然不是,西方人也是人,都愿意与熟悉信任的人做生意,甚至guanxi也成为了英文单词。只不过这种“关系”是弱关系,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交网格,就像围棋盘,每个人都是这个网格上的一个交汇点,当然其他交汇点有的离你近,有的离你远,但你的“关系”并不是封闭静止的“圈子”,而是流动的。管理学中称之为弱关系,恰恰适应了流动性极高、多元化的商业社会关系。

一般中国人做生意,讲究先建立交情。你我不是陌生人吗?那就先一起喝酒、唱K,建立交情,成为熟人,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,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尤其如此。不过,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,一个人能建立多少熟人关系?能维护多少熟人关系?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,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,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。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,企业能做多大,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。

把规模做大的民营企业,都是能够摆脱这种依赖熟人关系和身份地位来达成合作,在企业内部、外部建立契约的。深圳是个历史包袱很小的城市,我们深商中的优秀民营企业能成长为世界500强,靠的不是亲朋好友、政府资源,而是超越了传统血缘与地缘的束缚,基于契约的关系,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出中国经济的新边疆。